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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記憶、變遷:從墓志看隋唐時期的幽州

2019年09月02日 12:04來源:網絡整理手機版

  身份、記憶、變遷:從墓志看隋唐時期的幽州

  近年來,從長時段的視角研究中國古代城市群成為學術熱點,“長安學”“洛陽學”等研究已蔚為大觀,學者們倡導從不同領域、不同角度和更廣闊的學科視野來關注古代城市群的整體變遷。這既仰賴于長安、洛陽地區豐富的傳世文本,也得益于層出不窮的考古發掘與出土文獻。與之相比,學術界對幽州的關注起步較晚,目前逐漸形成了相關研究梯隊,研究層次顯著提高,研究范圍、研究方法等理論問題也逐步推進。

  一

  幽州為古九州之一,《禹貢》曰:“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幽其一也”,《周禮》記載為“東北,曰幽州”。幽州所轄的范圍在不同時期略有變動,大致包括今天的北京、河北北部、天津以及遼寧部分地區。從地理環境上來說,幽州作為中原王朝的邊郡地帶,處于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交匯處。元封三年(前108),漢武帝在遼東設立樂浪、玄菟、真番、臨屯四郡后,幽州與東北亞產生了密切聯系。此后一千余年,特別是作為安史之亂的大本營與范陽起兵地、幽州盧龍節度使割據一方、宋遼合議后的澶淵之盟等時期,幽州都曾深深影響過我國的歷史走向。

  幽州“關山險峻,川澤流通,據天下之脊,控華夏之防,鉅勢強形,號稱天府”。唐以前,中原王朝關注的重心在西北關中;唐以后,逐步轉移到東北幽燕,幽州既是北方游牧群體對中原王朝造成震蕩、首當其沖的地區,也是唐朝滅亡后重新建構統一王朝國家的“起點”。中原王朝與北方民族的戰爭從西向東甚至向東北方向轉移且次數頻繁,王朝的邊防重鎮也漸次由西北轉移至東北,使處于農業文化與游牧文化過渡區域的幽州地區逐漸顯現出與眾不同的區域特色。從隋唐歷五代十國直至元大都的建立,幽州的戍邊角色悄悄發生了巨變:從胡地、戎墟演變成了中國古代后半期多個統一王朝的都城。治中國史前半期的學者較多關注當時的兩京,對于幽州關注的目光停留在軍事邊防、藩鎮割據以及以北京、河北、天津等現代區劃為核心的區域史層面,或者是針對某一地區考古個案的解釋。究其原因,幽州并不屬于當時的政治、經濟重心,史料記載與出土文物的相對缺乏也限制了學術界做出更多的解釋。安史之亂后,幽州地區的形象被“河朔藩鎮”的陰影遮蓋。其實,幽州的發展史是一部遼以前中國東北地區的發展史,此地孕育出中國古代后半期多個統一王朝的都城絕非偶然,從邊鄙之地到權力核心的演變過程值得探討,而近年來地下實物——墓志的大量出土,為研究幽州的歷史提供了充分的可行性。

  二

  墓志是指放置在墓中記有死者生平事跡的石刻,文本內容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記述死者相關的信息,無論世系、祖蔭,還是持家、德行,抑或政績、功業等,志主的一生濃縮為一份充滿溢美之詞的原始檔案;第二部分多用韻文撰寫,表達對死者的悼念或贊頌,稱之為“銘”。與傳統文獻相對照,墓志可以查補正史之漏、更正傳世之謬。

  從墓志角度關注幽州社會的歷史變遷,具有厘定官修史書、正本清源的作用。筆者通過對隋唐時期15000余方墓志的揀選,從中釋讀出幽州地區的墓志約200方,加之收藏于各文物部門的墓志實物約50方,共計20余萬字。從數量上來看,幽州墓志的數量僅次于兩京地區,而多于“北都”太原府。幽州地區的墓志主要分為三種情況:一種是志主在幽州地區做官,如“唐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張府君墓志銘”(1956年,北京德勝門外冰窖口附近出土);二是志主死后埋在幽州地區,如“唐故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隴州諸軍事、行隴州刺史、上柱國、南陽縣開國伯張道”窆于幽州良鄉縣閻溝山;三是間接與幽州相關的隋唐時期墓志,如“唐故恒王府司馬、幽州節度經略軍兵曹參軍太原王府君”的父親王思“以營田授勛,終幽州昌平縣尉”。

  幽州墓志文本中的個人表達、歷史記憶、民風描繪值得仔細解讀。比如,在中古時期,人們素有“歸葬(洛陽)邙山”的情懷,但幽州地區出土的墓志卻存在著與之迥異的“歸葬”“遷葬”現象。在個案研究方面,2013年1月,北京市房山區發現的幽州盧龍節度使劉濟墓志吸引了研究者較多的目光。在劉濟墓挖掘初期,曾經出現金代的錢幣,學界一度懷疑是海陵王的墓葬,隨著劉濟夫婦墓志的相繼出土,使我們認識了劉濟這位正史中寥寥數筆、墓志中卻飽滿立體的人物。劉濟的生卒年、官職履歷、軍事活動、死因等清晰可見:雖在藩帥的承襲上表現出明顯的地方獨霸性,財政上則向中央“屢輸忠款”;在軍事上雖擁重兵,卻無抗衡中央之行為且多次承擔抗擊北方入侵之責,參與鎮壓地方叛亂,盡到了中央政府要求的“義務”,表現出“恭順”的一面。這與此前學術界認為的幽州地區所屬割據型藩鎮類型大相徑庭,由此看出幽州試圖在戍邊與保持自身利益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自身的安全需求與得失取舍才是幽州地區的治理者首要考慮的問題。

  三

  隋煬帝修通了貫穿南北的大運河后,幽州成為運河的北起點,在軍事上成為征伐契丹、渤海國等地的后勤基地。安史之亂后,幽州成為繁榮的商業城市。幽州墓志體現出一些時人普遍的禮法要求。墓志中有“歸葬”“權葬”“權厝”“遷厝”“遷祔”“合祔”等不同的表達方式。其中,歸葬,即直接歸葬祖塋,是最為時人認可的喪葬方式;權葬,又稱“權厝”,即權且埋葬在祖塋之外的地方;遷厝,又稱“遷祔”,即在權且埋葬之后,最終遷回祖塋歸葬、落葉歸根。隋唐時期,人們十分重視歸葬祖塋,幽州墓志也可印證這一點。舉例而言,唐代高行暉(691—759)終任官為懷州別駕,去世于乾元二年(759)懷州官舍,其妻大歷元年(766)終于幽州私第。直到元和二年(807),夫妻倆才被合葬于潞縣,相隔近50年。據記載,高行暉夫婦相繼去世后,其子高崇文(746—809)正征戰于長武、寧州(今陜西、甘肅)等地,等到元和二年才回到幽州故里。出于合葬父母的禮法要求,高崇文將父母之墓由懷州遷回潞縣(今北京通州區),遷葬后兩年(809),高崇文病卒。高行暉曾為尚書,其子高崇文哪怕遲至半個世紀也要將父母歸葬故里,這符合“周禮之制”的做法,堪稱“至孝”。再如,唐人張道昇曾在幽州為官,終任官為隴州刺史,卒于長安私第。墓志明確記載,其子在張道昇死后“泣血扶護還鄉”,由長安遷回幽州安葬,兩者相距約兩千余里。

  幽州墓志中還提到了不少“官于燕地,因家徙此,遂為薊人”的現象:墓主人或為駐守北地的將領,或擔任幽州轄區州縣的官員,或為入朝蕃將的后裔。這也是幽州地區民族遷徙與融合的縮影。比如,吐蕃人祿東贊曾擔任松贊干布時期的大相,其后裔論博言“咸通乙酉重五(865),聘東垣回,暍疾于路,迄秋分永逝于薊城……夫人,防御軍使檢校太府卿兼御史中丞中山劉騽長女,先于公歿十余年,墓于幽都之西三十里新安原”。論博言于咸通六年(865)在薊城析津坊病逝,其妻劉氏先于丈夫去世,被葬于幽都縣的新安原,而其子最終將亡父亡母合葬。值得關注的是,論博言家族從曾祖父論弓仁(墓志中記為“布支”)開始歸唐,祖父論惟貞、叔祖父論惟明參與了唐德宗時期平定“涇原兵亂”的戰爭,均被封為“奉天定難功臣”。到論博言時,已在中原定居達四代之久,成為入朝蕃將,近百年的入華歷程使其家族高度漢化。論博言娶漢人之女、其子對父母行合葬之儀,他們的日常生活、喪葬習俗也已深受中原文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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